相对剩余价值的对称。

指通过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。

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，并列为资本家提高剥削程度的两种基本方法。

但是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,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,因为后者也是以工作日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上为前提的。

　　工作日的两个部分 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，工人的工作日分为两个部分：必要劳动时间，即为自己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时间；剩余劳动时间，即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。

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，资本家只有把工作日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上，才能使工人为他生产剩余价值。

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程度与工作日的延长成正比。

工作日愈长，剩余劳动时间就愈长，从而剩余价值就愈多，剥削程度也就愈高。

假定工人工作日的长度为 8小时，其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各为4小时，剩余价值率就是100％。

如果把工作日延长到10小时，必要劳动时间不变，仍为4小时,而剩余劳动时间则由4小时增加到6小时,剩余价值率便由100％提高到150％。

　　制约工作日延长的界限 　资本家为了提高剥削程度，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，总是尽可能地来延长工作日。

但是,工作日的延长,在客观上受到两种界限的制约：①生理的界限。

工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，只能消耗一定量的生命力。

他必须有一部分时间用于吃饭、休息和睡眠等，以满足生理上的需要；否则工人就不能恢复他的劳动能力，继续给资本家劳动。

②道德的界限。

工人在一天当中，除劳动、休息、吃饭和睡眠以外，还要有一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文化、发展智力、照顾家庭、养育子女、参加娱乐和社交活动等，以满足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。

但是，这两个界限，特别是社会道德的界限有很大的伸缩性。

　　资本家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手段 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,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,主要是靠延长工作日。

为此，资本家曾经运用国家法律来强制延长工作日。

产业革命以后，机器的使用为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创造了新的条件，成为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手段。

同时，机器的使用还使小生产者大量沦为无产者，使女工和童工涌进劳动市场，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，资本家有可能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它的最大限度。

事实上，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，已经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和生理极限。

那时,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生产部门里,成年男工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有的竟长达12小时以上。

殖民地和附属国工人的工作日之长更是惊人。

此外，资本家还采取其他各种手段来延长工作日,如上班以后,不准中间休息，限制吃饭时间，采取拨弄时针的手法强迫工人提早上班，推迟下班，甚至寻找各种借口强迫工人加班加点。

工作日的延长，工人劳动力的过度消耗，不仅使工人的劳动力处于萎缩状态，而且使劳动者未老先衰乃至过早死亡。

　　无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生存的利益，反对资本家延长工作日、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，最早从英国开始，很快就遍及资本主义各国。

这一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颁布法律，规定正常的工作日。

工作日的实际长度，主要取决于这种斗争的结果。

　　在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劳动的外延量易受到法律限制的条件下，资本家往往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增加劳动的“内含量”。

提高劳动的紧张程度,把劳动浓缩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，“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,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，而实际上也是如此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23卷,第449页）。

劳动强度提高以后,工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消耗的劳动量增加了,生产出更多的价值。

马克思指出，通过提高劳动强度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。

他写道：“甚至不延长工作日，使用机器就可以增加绝对劳动时间，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。

这是通过所谓浓缩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实现的，这时，每一分一秒都充满了更多的劳动；劳动强度提高了”（同前,第47卷，第378页）。

　　提高劳动强度所生产的剩余价值，在形式上和绝对剩余价值不同，因为它不表现为工作日的延长。

它在形式上和相对剩余价值相类似，因为它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；但是，提高劳动强度在性质上和绝对剩余价值相同，因为不论是劳动的外延量，还是内含量的增多，都是劳动量的增加。

　　劳动强度的提高同工作日的延长一样，给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。

使工人筋疲力竭,精神紧张，损害健康,死亡率增高。

　　提高劳动强度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。

理论界也有人认为，它属于相对剩余价值，理由是：在提高劳动强度的条件下所增加的剩余价值，并不是由于延长工作日，而是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产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