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山

“我在大学期间，就知道自己不能把梦想照进现实，至少短期内不可以。我很清楚地认识到，大学毕业后，我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。”王国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。

王国伟是大学教师黄灯当班主任时的第三任班长，他喜爱文学，写过几十万字武侠小说，毕业后进了银行，为揽储，只好“天天喝，天天醉，睡醒第二天再喝”。第二年，他通过公务员考试，成功当上狱警。虽然“生活如同一个复杂的课题，要我们用一辈子去研究”，王国伟是幸运的，毕业后他买了房，那是晚他几年毕业的学弟学妹们难以实现的梦。

王国伟是“二本生”，他们占现有在校大学生中的多数。“二本学生”有自己的迷茫，但他们是社会运转的中坚，即使有时慌张，仍然仰望星空。

偏见的标签

在“二本生”身上，被贴上种种标签：学习不好，不是精英，基础不行，不努力，不好管，没恒心，娇生惯养等等。考研时，名牌大学更愿收“亲生的”(指在本校读本科的学生)，“二本生”往往被排斥在外;找工作时，他们只能从最低职位干起;在职场，他们经常撞上玻璃天花板……

“二本生”是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。一方面，他们是社会运转的骨干力量;另一方面，又是承受偏见最多、很难挤入精英阶层的一批人。读懂了他们，才能读懂中国。于是，便有了《我的二本学生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，它出自广东某二本院校教师黄灯之手，是她15年教学、与4500名学生相遇后的结晶。

“二本生”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制造出来的。这是《我的二本学生》最震撼人心的发现。

在黄灯笔下，每个“二本生”的内心都充满伤痕，他们或者来自贫困地区，或者家庭不幸;或者在青春期时遭遇挫折;或者不适应应试教育体制……在成为“二本生”之前，他们已被塑造成失败者。

以刘婉丽为例，她来自甘肃，父亲本是教师，后来下海当了包工头，一度混得风生水起，却不幸破产，身体也垮了下来。出事后，刘婉丽才真正体会到人间冷暖——原本热情的邻居、亲戚，竟对父亲如此不满，因为他事业蒸蒸日上时，没给他们足够“帮助”。积攒起来的抱怨一旦爆发，令人惊愕。刘婉丽上高二时，家中实在没钱了，父亲希望她弃学，她说：“我当时的念头就是，要不将我嫁人吧，让我先和婆家订婚，让婆家送我读书。”好在，父亲没再逼她。

直到她成为“二本生”后，才发现苦难的阴影如此长，她说：“人最重要的是，关键时候不能掉链子，但我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。”苦难赋予人上进、自信的外壳，却也可能剥夺自我，自卑、恐惧、怀疑、胆怯将长期相伴。虽然考上了研究生，但因为不是“亲生的”，刘婉丽依然只能进二本校。像许多“二本生”一样，刘婉丽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，她的梦想来自周边人点赞，一旦点赞消失，她也茫然了。刘婉丽怕生孩子，怕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这样埋怨她。有三个男孩追求过刘婉丽，可她找不到爱的感觉。

坚硬的墙皮

一些极端事件引发了社会对“二本生”的关注，但又往往被一句老生常谈套牢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太脆弱。”

事实上，这一代年轻人可能是过去百余年间，最平和、最健康的一代人，可从懂事起，他们便被卷入应试教育的粉碎机中。太多“二本生”从小生活在虚假的背景中，这个背景不断PUA他们：只要努力，就会享受更好的生活，优胜劣汰是最公平的法则，为了明天，应该放弃当下……但对那些无缘补习班、贵族教育、家庭教师的孩子，在高考中取胜的几率并不高。当“二本生”们懵里懵懂地进入大学，自我终于觉醒，却发现改变很难。

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中，“二本生”们不得不在真实与幻觉之间，艰难地妥协：杜子然出身富家，为获得对生活苦难的直接感知，她兼职参加了公益组织，经历太多残酷后，她变得平和，成为在怒吼向前的时代中一个倒退的人;单亲家庭中长大的颜芳坤通过打工，才意识到流水线上每天要干12小时，每小时的工资只有8元，为了内心的安静，颜芳坤迷上了刺绣，但她知道，必须先找一份工作，三四十岁时再圆“手工梦”……

“二本生”犹如时代的洼地，发展带来的种种困窘总会在这里最先积聚。

过去10年，中国城市房价飞涨，将无数年轻人规划未来的能力碾得粉碎。如果说，上一代“二本生”背负的多是规则缺陷带来的压力;这一代“二本生”背负的则主要是金融压力。

姚冰冰是“深漂二代”，父母都是大学生，因实业梦，父亲把钱投入再生产，始终不愿把钱投到房地产上，大三时，姚冰冰突然意识到家里的经济变得紧张。父亲的工厂曾经辉煌，如今举步维艰，姚冰冰本想做企业，母亲坚决不同意，父母希望姚冰冰读博士，能留在大学教书。

张亚康也是“深漂二代”，他的父亲靠杀猪贩肉维生，房价还没上涨前买进了一栋6层楼，从此改变了命运。用张亚康的话说：“特别庆幸爸爸做出了正确的决定，我突然认识到，啊，我爸好厉害。”

在黄灯笔下，没有一个“深漂二代”愿意做生意，没有一个愿意从事实业生产。如果创业、做生意、实体生产、个人奋斗等，远远比不过在房地产市场上一次投机，甚至当“二本生”付出一生的努力，也无法在城市中拥有一套房，那么，除了放弃、麻木、自嗨之外，又能如何?让黄灯震惊的是，没有一个“二本生”抱怨过高房价，他们甚至对此已经不再愤怒。不是他们缺乏奋斗精神，而是未来太难把握。

文学不能只负责优美

无需讳言，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，在写作技巧上，它有明显缺陷：

首先，结构松散，缺乏将个案串联起来的动态线，给读者进入文本制造了麻烦;

其次，在该克制陈述的地方，加入过多评论，且评论的高度不足。

其三，部分个案挖掘不深，过于扁平化，致“真实感不足”。

匆匆一读，有些读者可能会产生“一个好题材，却没能写好”之感，但深入阅读，就会发现它的优点：许多个案催人泪下，有很强的代入感，几代“二本生”都能从中找到自己。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保持了最起码的创作真诚，它没有回避时代的真问题。这引人深思：文学应该追求“专业度”决定的美感，还是应保持勇气与锐利，主动介入生活?

列夫·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曾写道：“毫无目的、不指望起作用的写作，我坚决不干。”

遗憾的是，随着文学的专业化，文学正被异化成“新八股”，它有一套内部自足的审美尺度，只有“圈内人”才能熟练掌握。在享受了更多荣耀后，文学正堕落成现实的陌路人。普通人将文学视为“精神俯卧撑”，文学则将普通人视为庸众。

如果文学不让人流泪，不逼迫人们反思当下，不去挖掘表象之下的真实，只负责优美、工稳、装饰、搞笑，则与其看这种裱糊式写作，便不如去读《我的二本学生》，它至少提醒人们：在经历了青春期式的高速成长后，有必要反思，究竟是什么在牵绊着进一步前行的脚步，我们还应破除哪些束缚。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不是状元文章，也许它没提供足够的舒适感，但它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。